陕西老师辱骂学生事件，仅仅揪出一个教师“败类”还不够
园丁1号，一线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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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个选择当教师的人，都曾理想主义过，可当他们长年累月地裹挟在单向度、高强度的评价体系里，最终也会零件化、机械化，成为考试机器螺丝钉般的存在，主要为成绩服务。
无论什么职业，本质都一样，都是为特定群体提供服务，没有必要把教师、医生等神圣化，戴上道德的高帽。要想让一个群体“不作恶”，根本上靠的是好的制度——哪怕他们很功利、很世俗、很野蛮，也能够在制度的限定下，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人。
闹得沸沸扬扬的“陕西女生遭老师辱骂录音取证”的事件，有了处理结果。商洛市商州区科教体局对外界公布：依据国务院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、教育部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经研究，给予教师王某记过处分，并撤销其教师资格。
根据最新的消息，被辱骂的初一女生婷婷（化名），其家长已原谅该“老师”。但看网友反馈，他们对于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。认为不应该就此放了“老师”王某，还应追究其侮辱罪。
作为教师，当我听到被辱骂的女生放出来的录音，真不太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太敢相信本该为人师表的同行会以“贱人、二货、瓷怂、不要脸”等词辱骂学生，甚至鼓动全班同学排斥、敌视学生——仅仅因为婷婷转学到该班级后，成绩比较不理想。
因此，无论是王某被取消教师资格，还是按网友说的，得追究其法律责任，都是王某咎由自取。
我这里想讨论的是，这件事的影响。揪出教师队伍中的一个“败类”，会让一些有辱骂学生习惯的教师收敛，毕竟他们会担心学生可能录音；但这能否从根底上消除，某些教师对一些学生（主要是“差生”）的歧视吗？
以我作为教师的经验回答这个问题：很难。或者可以确定地说，不能。
新闻中，王某之所以辱骂婷婷，是因为她成绩差。而当记者去采访该校教务处的老师时，虽然他们已经听过婷婷的录音，依旧坚定地站在王某这一侧，理由是：“他爱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可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心是好的，是为了激发刺激这个孩子。”
王某与教务处的老师分享的是一个共同的逻辑：婷婷成绩差——羞辱她——促使她提高成绩——成绩提高了，就是为学生好。
但真的纯粹是为学生好吗？如果为学生好，那就应该按照《教师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规定，关爱学生、尊重学生、呵护学生，而不是羞辱学生，让学生被孤立，并感受到痛苦和绝望。
“为学生好”或许是不少教师和学校“借口”，说到底他们是为了成绩，是为了“私利”。
以我所在的学校为例。每一学年结束，全县会给所有年级语文、数学的期末考试算一个平均分，并以此作为达标线。每一个镇、每一所学校、每一个班级再各自算出平均分，达到达标线的，有奖金拿，未到达标线的，没有奖金。镇与镇之间、学校与学校之间、班级与班级之间，也会相互排名比较，如果一所学校排名镇里的倒数前三，那么校长就要被叫去训话；同样地，一个班级成绩不理想，校长也会叫班主任去训话。
对于身处整个压力链条最底层的普通而言，上头每一次加码，教师的压力就愈大。期末考试平均分，影响的不仅仅是一笔不多不少的奖金，还直接关系到教师的年度考核，年度考核又影响着能否被评为骨干教师？能否被评为优秀班主任？能否评职称？职称等方面的差距，又意味着每个月可能一两千元的差别，对于一穷二白的教师而言，这真不是小数目。
教师本质只是一种职业，教师也是人啊，也想取之有道地爱财，彼此之间也会比较。当上头对一个教师的考核，看的不是师德这些看似“虚”的东西，而是最直观的——班级的平均分，有几个教师会看淡成绩？
因此，我不想讳言，私底下教师之间的聊天，大多数人都不喜欢“差生”，偶尔班级有“拖后腿”的“差生”，教师背后也会偷偷地埋怨和吐槽，“哎，我们班那个‘傻子’这次竟然才考了XX分”；“我们班那几个‘傻子’，硬生生地把平均分拉低了XX分”……
每一个选择当教师的人，都曾理想主义过，没有人不想当一个温柔、和蔼、为人师表、能够给孩子正面影响的好老师。可当他们长年累月地裹挟在单向度、高强度的评价体系里，最终也会零件化、机械化，成为考试机器螺丝钉般的存在，主要为成绩服务。毕竟师德再好，成绩上不去，所有好处与你无关。但任你怎么骂学生，只要最终成绩上去了，你就能像新闻中的王某那样，成为区里的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——这些荣誉称号往往还意味着每年固定多出一笔奖金。
现实生活中，教师大多不会像王某那样败坏道德地辱骂学生，但作为掌握资源、在师生关系中处于绝对支配一方的教师来说，他们想孤立或者“羞辱”一个“差生”的法子多了去了，只不过更为隐蔽而已。
我绝非为王某辩护，更不是说教师们歧视“差生”的做法是对的。我想强调的是，如果我们对于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，在师德上完全依赖于喊口号式的提倡，那么它是无解的，甚至是无效的。
无论什么职业，本质都一样，都是为特定群体提供服务，没有必要把教师、医生等神圣化，戴上道德的高帽，然后对他们的道德修养报更大的期望，希望他们能够不功利、不世俗、不爱钱、任劳任怨地去“爱的奉献”。要想让一个群体“不作恶”，根本上靠的是好的制度——哪怕他们很功利、很世俗、很野蛮，也能够在制度的限定下，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人。
与之相对，如果制度是悬空的，或者制度本身表里不如一，抑或制度本身就是不合理的，那么它很可能会让一个好人变“坏”，甚至不知不觉间连“坏”也被合理化了。就比如在一个“一切看成绩”的氛围里，教师评判学生就只看成绩，为了提高成绩就无所不用其极，而一切还被包裹在“为你好”的外壳下，堂而皇之。
揪出教师队伍中的一个“败类”，让他得到应有惩处，是正义使然，也大快人心。但除了舆论恰巧关注的婷婷外，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“婷婷”。尴尬的是，即便我们知道“唯成绩论”不合理，但高考不正是看成绩吗？每个人是有好的意图，可每个人又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
作为一名教师，我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，我同样被裹挟在成绩考核里，一到期末考试也很紧张班级的平均分。但我会恪守师德，无法要求别人的私德，我只能严格要求自己。我不会放弃或歧视那些成绩差的学生，但为了提高成绩，我选择牺牲我的个人时间，花更多的时间与家长沟通配合，利用课余时间辅导孩子们。
这背后有我的私心，这或许让学生和家长也觉得累，也的确让我的工作增多了。我只能自我安慰，成绩提高了对学生也有好处。可还有更折中的好办法吗？很多时候，不尽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成本，就这样被个人给消化了。
*原标题《很多问题如果仅依赖于私德，那它往往无解》；本文已加入“留言赠书计划”，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《六论自发性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）一本。